他亲历上海互联网诞生，说“遇到问题，不要简单机械地去抵制，应该多去思考”

与科技创新打了几十年交道，退休后的张鳌，不像一个年过八旬的老人。刚坐下，他就从包里掏出一台平板电脑，熟练操作起来：“你们之前提的几个问题，我简单画了个图，给你看看，这样好理解。”随即打开一份提前做好的“无边记”白板，将一份复杂的图表展示在记者面前。“当年最早接触PPT，就是张主任教我们用的。”一旁一位市科委的干部回忆道。1991年10月，首届上海科技节举办，根据张鳌的提议，开幕式上开创性地使用了投影展示，这样的形式在当时党政机关举办的会议、活动中还是头一次。小到第一次用PPT、第一个视频会议，大到上海第一个网页开通、15个城市信息系统上线……张鳌在工作生涯中，经历了上海在数字化领域诸多开创性的时刻，也参与了许多为上海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打下基础的工作。“上海的功能定位从一开始建设经济中心，变成建设‘五个中心’。这么多‘中心’里，科技创新应该是内核，发挥驱动作用，上海要构建起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集群。”在张鳌看来，上海是一座有科技创新传统的城市，有这座城市独特的科学精神。“在我看来就是16个字：格物致知，利用厚生；求精责实，会通超胜。”“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，不要落在后面！”采访中，类似的话在张鳌口中反复被提及。这既是他数十年间开展工作的重要考量，也是他对如今的上海科创事业提出的殷切期望。尽管嘴上说着“退休了，年纪大了，不管了”，他却还是始终关注着科创领域的新动态。“上海的科创事业，我只参加了其中的一段，未来还需要大家共同努力。”张鳌人物小传：张鳌，1943年出生，电子、信息和管理领域专家。曾任上海市人民政府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，上海市电子振兴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，上海市信息港领导小组副组长，上海市政府参事。第一条“信息高速公路”这样建成记者：上世纪90年代，有一个很热的词叫“信息港”，当年上海要建“三港两路”，一开始是您父亲提出来的？张鳌：1992年，上海开始组织编制的新一轮上海城市总体规划，开展了一系列专题研究、征询意见和专家论证，其中有面向未来的交通发展战略研究。我父亲张佐周是搞道路交通的，他组织8个学会近百名专家开展了课题研究。那时我们还住在一起，有一天吃完晚饭，他说第一稿已经出来了。大家认为进入21世纪，上海在基础设施方面要建设“两港两路”：现代化的深水港、航空港，和高速化的铁路、公路。我想起一份关于纽约未来发展的研究报告，也提出了自己的想法。上海是一个港口城市，和纽约有相似之处，但还没达到纽约的高度，可以借鉴纽约的经验和方法，建设“信息港”。记者：纽约的做法具体是什么样的，上海参考了哪些？张鳌：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，我进入上海市电子振兴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，读到了这篇报告。报告中说，面向21世纪的纽约，要从一个物质交换的港口，变为信息交换的港口。这句话说得太清楚了！ 当时的上海，正面临浦东开发、开放的历史机遇。但纵观全球，信息技术的发展已经进入信息高速公路的阶段，上海的规划却还停留在物质层面。所以面向未来，我们也要在信息上做文章，从“Teleport”走向“Infoport”，就是从“远程通信港”走向“信息港”。没想到老头子居然也认可，又回去和专家们讨论。大概一个月之后，他回来说，最后报告打算提出“三港两路”，增加了“信息港”这一目标。记者：为什么信息在当时变得如此重要？张鳌：我们这一代人非常幸运。从人类发展的角度来看，1万多年的历史中，真正起到重要影响的就两个要素，物质和能源，物质是一切的载体，能源是一切的动力。到了我们这一代，尤其是20世纪中期以来，人类开始认识到信息也是一个资源要素，信息革命的浪潮开始了。什么样才能称得上“革命”？一定要符合两个条件，一是要能影响每个行业，二是能影响到每个人。信息革命就符合这样的条件。过去几十年里，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这次革命还在持续，现在我们说的数字化、大数据，都是其中的一部分。而前些年很热门的量子技术，在我看来目前还不算革命，因为它很神秘，并没有影响到每个人。所以，信息这个资源，谁能利用得更好，谁的社会就发展得更好，人民生活也会更好。个人电脑的普及在信息革命中至关重要。我刚工作的时候，上海只有复旦大学有一个计算机机房，里面都是电子管、半导体，占了一整个大房间。只有个人电脑面世、普及后，我们才能用来办公、娱乐。个人电脑普及了，下一步就是联网。我们把城市的高速公路建好了，也要把信息高速公路建设提上议事日程。上海一直是引领风气之先的，在这件事上，上海绝不能落后于人。 记者：上海打造信息港，在全国走在了最前面。当时具体是怎么做的？张鳌：市领导很重视。1994年，时任市委书记黄菊明确指示：把上海建成以信息资源网络化为主体的国际信息港。提出花15年左右时间，在2010年率先建成地区性“信息高速公路”。当时深水港、航空港，各有一名副市长牵头来抓，唯独这个信息港，它是什么、要做什么、谁来做，大家一时都搞不明白。它不像盖一个浦东机场，信息是看不见摸不着的。老领导华建敏主动承担起这个重任，做了信息港领导小组组长，还叫我一起参与。当时我们设想，未来一定要超过香港、台湾，也要超过美国。1995年2月18日张鳌带队赴美、加考察信息高速公路1995年2月，我带领一个考察信息高速公路的代表团，访问了温哥华、渥太华、多伦多、波士顿、华盛顿和纽约，为上海发展信息港作技术上的准备，得到了很多启发。出发时，上海电信还处在基于程控交换机的电话传真业务阶段，哪怕是银行系统电脑网络也是基于电话线的128K，复旦大学设想中的校园网是2M的速率。麻省的创新型公司ATM网络，已经可以提供2G带宽，连接到Internet，也是麻省信息高速公路的试验网。当时我想，我已经找到了上海信息港加快起步的可行路径。访问回来不久，“上海科技网”工程开始。根据考察信息高速公路代表团的建议，上海市科委立项进行科技先导网原型试验，通过原型试验系统的研究、开发、实践，解决网络技术发展中的一些技术难点，构筑出一个具有一到三个网络节点的实验网，建立网络管理中心，管理试验网络的各个节点，以便验证上海科技网实施的可能性。一言以蔽之，就是学会如何修路、划线和安装红绿灯。上海科技网测试现场上海科技网测试成果记者：外出考察的收获很大。 张鳌：做很多事情都需要有更加开放的视野，凡事都没有绝路，就看我们怎么更有智慧地去做。再举一个高速公路的例子，这也是我父亲曾经参与的。当时上海在建设沪闵公路，到底要建4车道还是6车道，曾引发了不少讨论。车道少，车流量大的时候会拥堵，车道多，又涉及到更高的工程费用，还影响到沿线更多居民的拆迁。后来请示领导，领导问：为什么不可以是5车道？这可不是赌气的话。后来我们去韩国考察，发现人家确实很多可变车道，中间这条车道根据早晚高峰不同车流方向灵活改变，做成潮汐车道。所以遇到问题，我们不要简单机械地去抵制，应该多去思考，多去了解别人的好做法，打破传统思维的桎梏。要抓住人工智能革命的机遇期记者：在信息革命的浪潮中，上海努力跟上了步伐。下一个革命，您觉得会是由什么带来的？记者：在这样一个机遇到来时，上海可以做些什么？张鳌：就像我说的，革命是要对各行各业都产生影响。同样地，我们应当思考这件新事物可以在自己的行业和工作中发挥什么作用。当年计算机普及时也是这样。我们说，欧美发达国家连中学生都能使用电脑，而我们上海连很多专业人员都不见得用电脑。这件事如果落后了，等未来这些年轻人进入社会走上工作岗位，他们就脱节了。80年代，刘振元副市长曾经组织留学生座谈会。日本回来的留学生说，在国外最大的感受，一是语言沟通不畅，第二就是计算机应用能力不够，各行各业都在使用电脑，我们复旦大学过去的留学生居然都不会用。当时日本的做法，是组织社会性的培训和考试，各行各业的人都可以考，通过了就能拿到证书。这个做法后来也被上海借鉴了，举办了计算机水平测试。那时候，上海学习外面的好做法，步伐是很快的。所以我们当时努力推动中学开设计算机课，这件事上海一定要走在前面，不能影响了孩子们的未来。设想是美好的，实践起来却困难重重。首先高考不考计算机，大家都质疑，计算机学了有啥用？其次，电脑、教材、教师，全都没有，需要从零基础开始搞。最重要的一点，没有机器。当时我们提出，至少要每三个学校有一间计算机房，确保孩子们接受计算机的普及。同样的道理，关于AI的教育现在真的应该马上启动了，要让每个人都了解一些使用大模型的方法。大模型的出现就像当年的个人电脑一样，是革命性的，将会影响到每个人。一方面要加强对中学生的教育，要向当年计算机一样让每个孩子都会用。另外还要对专业人员开展培训，可能在他们的专业领域中，不单单是大模型，光是小模型就已经能够发挥作用了。而且人工智能对他们来说，不是代替他们做做PPT、写写材料、填填表，而是要与各行各业的业务相结合，产生新的应用，提高你的效率。记者：从目前来看，我们在大模型领域，是不是和最前沿的水平还存在着一些差距？张鳌：看到人工智能特别是生成式大模型的突破，为全世界带来了变革，我是很开心的。为什么？美国人花了那么多钱，证明了这个东西是可用，也告诉大家这是一个很大的机会，我们没花这么多钱这不值得开心吗？虽然他们还搞封锁，封锁其实也有积极的一面。封锁了我们这里才会有人干，不封锁就没人自己搞研发了。就像当年互联网、数字化都是人家先搞的，全世界的前沿领域我们应该两眼盯盯牢，不要错失这个重大机会。所以我也很着急，上海的很多行业怎么还没有动起来？还觉得自己无能为力。我现在退休了，跟不上了，可惜没有生在这个时代，但我真是感觉到这个机会要赶紧把握住。科技创新成果转化，要以价值为导向记者：除了人工智能，集成电路也是当下上海努力发展的一个重要产业，当年上海是怎么推动这一产业发展的？张鳌：进入新世纪，我们提出信息产业的发展重点是“三高一芯”：主要对高清晰度电视、高性能移动通讯、高速宽带网络和集成电路芯片设计技术开展攻关。这个“芯”怎么突破？首先要找到一个可以进入的地方。我们知道台湾的芯片产业很强，他们就是做代工，不做设计，但最后在全球芯片产业链中占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。当时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条路，一条是学习台湾做制造，但在当时的低谷期，我们选择了另一条路，就是做设计。在设计环节，没有加工工厂照样可以做，当时我们的芯片设计产值只有10个亿不到。所以打算先用几年时间争取发展成100亿的产值，去做专业孵化，支持产品的开发。这是个战略性的想法，我们希望这件事成为上海在芯片产业起家的一个支点。前两年相关的负责人和我说，现在我们上海的设计产业的增长率已经超过了代加工产业，大大超出了我的想象。记者：怎么样才能让我们的科技创新成果，能够更有效地进行转化，从而创造出更大的价值？张鳌：自从我进入科委工作，我就牢牢地和“成果转化”这4个字绑定在一起了。⼯作⼏⼗年，大家天天都在唠叨科技成果的转化，大家把科技创新、产业创新、成果创新……各种概念都混淆起来了，真正把科技成果转化这个概念厘清其实很重要。科技项目的结果就是成果，把成果用来赚钱就是转化。但现在我们对科技项⽬的管理，是⼤量制造科技成果，然后再兴师动众去搞成果的转化，其中的⼤多数成果却不能转化。有一次上海科学院的领导和我说，听了我的观点后回去梳理了一下他们的研究成果，几千个专利中很多都躺在那里睡觉。搞这些项目的动机是什么？就是为了结题之后评职称，大量成果都是没法转化的。科技创新，需要用科技来创造新的价值，一定要突出价值，没有经济价值，就很难称得上是创新，否则只是新技术、新发现。比如AI本身并没有创造出价值，但当我们将它运用到各行各业各个领域，就创造出了大量的价值。与其还在⼤量制造不能转化的成果，还不如换换思路，来个“脑筋急转弯”：改⾰科技项⽬的管理，将⽬标定格在取得转化的成果上，不要再去制造⼤量没有转化或不能转化的成果了。在立项时就要想好，这是为了要怎么去转化的，把研究和转化从串联改成并联，在转化的早期，各种转移办公室、中介机构的服务和指导就要参与进来。即便最后没有转化成功，那也是另一码事。我们的政策也需要有干货，别搞虚的。对于科技成果的评价也不能只靠专家，还要看市场，一个高新技术推到市场的大海里，究竟能不能游得起来？如果游得起来，就应该大力去支持。能够产生价值，才是真正的创新。伴读公事、伴君行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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